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一位民营企业家的无罪之路

发布:记者 黄子懿 插图 老牛 2019-06-03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9 年第 14 期 浏览数:1522

在一审被判有期徒刑 11 年的情况下,赵南山二审被当庭改判无罪。清白来之不易,其背景,是对民营经济的再认识。

 

一次归来

被无罪释放一个多月后,赵南山又回到了南宁,这座他异常熟悉的城市。看着街道上一排排自动停车位,他不禁又想起了近 20 年前,他第一次来到南宁的日子。他说一想到这些,心里就很难受。“十几年来不断地努力和投入,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瞬间都灰飞烟灭了。”

赵南山今年 58 岁,身材敦实,不苟言笑。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南宁经营一家停车位收费公司。作为一名民营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分公司负责人,2015 年底,他却因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刑事拘留。这个罪名后来被改为“涉嫌合同诈骗”,于 2016 年初被逮捕。赵南山一审被判决11 年有期徒刑,但二审中,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宣判他无罪并当庭释放,此为终审。

这一次回南宁,赵南山主要是为了看望朋友,包括帮他洗脱罪名的张树国律师。饭桌上的赵南山似乎有说不尽的话题和感谢,然而更多的是他三年来被关押在看守所中的故事。他患有严重高血压,但为表谢意,依然喝了白酒。在跟记者聊天的时间内,他不停歇地抽了五根烟。这也许是出于习惯,也是为了舒缓压抑的心境,也许是对莫名其妙地被关押三年在寻找答案。他肯定地说,聊过后,他晚上回去肯定又会睡不着觉,“脑子里全是这些事”。也许,这段经历已经在短期内无法从他的记忆中删除。

宣判前两日,二审辩护律师张树国和助理梁慕霞来会见过他,但没有给他任何宽慰的信息。他记得 2019 年 1 月 7 日十分阴冷,当天看守所提他出来,他一看,见到的是二审法官,心里就忐忑不安。法庭上,当法官让全体起立,他心跳加速、血压升高,脑袋一片空白,集中全身的细胞等待命运的审判,唯恐错过一个字。

“上诉人赵南山无罪。”听到法官宣判的这一瞬间,赵南山浑身发软,站立不稳,一屁股瘫坐在凳子上。直到旁听席上有人欢呼,他才终于确认,自己重获自由了。三年未见,他激动地与从北京赶来的女儿、妻子和兄弟拥抱在一起,泪流满面。几分钟后,他回过神来,站起身对法官说 :“感谢广西高院,感谢司法还我清白!”站在辩护席上的二审辩护律师张树国默默地注视这一切。

张树国是我国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创始委员、广西欧亚嘉华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他承办过“成克杰受贿”系列案、原广西常务副主席刘之炳、广西高院副院长杨多铭等在国际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职务犯罪案件,曾作为与“牟其中案件”齐名的张前等“涉嫌 32 亿信用证诈骗”案被告人张前的辩护人,在案件起诉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准备开庭的前一天,使被关押 400 多天的张前获得无罪开释,最终撤销案件。他说,赵南山案件刚好成为 2019 年全国法院系统纠正涉及民营企业负责人错误定罪的第一案。而在一审被判 11 年的情况下、二审直接改判无罪的情况极为少见,他从业 30 年来经历的不过 6 例。被释放后赵南山第一时间选择回京看望父母。晚餐后已是深夜,南宁当夜的票已经卖光了,他连夜取道桂林乘坐高铁,北上回家。“父母二老已有80 多岁了”。狱中错押的三年,这家人至今对北京的一些亲戚朋友保密。或许是因为过于激动,赵南山到家后见到两位老人竟站立不稳、双腿有一种颤抖感。他问年过八旬的父母:“是不是地震了?”——当天,他血压高压一度飙升到 210,到家后没多久就被送进了医院。被无罪释放回到北京后,他一个多月来都在家调养身体。赵南山感慨自己南下耕耘十几年,从一点一滴做大,养了约 300 名员工,经营上千个车位,市场份额占到当地的 30% 左右,如今却已人去楼空。“最遗憾的就是好端端的一个企业,最终竟是这么一个结局。”赵南山说。

             

身陷囹圄

赵南山至今记得三年前第一次戴上手铐时的场景。2015 年 12 月某天,他在打高尔夫球时被南宁市公安局警员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走。公安局里,办案人员要他自己戴上手铐。赵南山成长于北京一个普通干部家庭,大学毕业后进入国企工作。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国有人员下海创业风潮涌动。赵南山觉得在国企的日子耗费时光,内心蠢蠢欲动,就办了停薪留职,一头扎进了创业大军中。在中关村等地闯荡打拼后,他选择加入北京某家有城市泊车产业的集团。面试时,领导问他能否接受外派。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当时还是有点理想抱负,不想虚度,想踏踏实实地做些事情。”赵南山说。试用期还没过,公司于 2001 年就派他到了广西南宁,南宁当时正进行城市泊车的静态交通管理试点。当年 39 岁的赵南山领命南下,从公司工商注册起步,到开拓业务。爱人和小学还没毕业的女儿则留在北京,一家人从此聚少离多。赵南山在南宁没有亲戚朋友,被公司派到南宁,是他第一次来这个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城市。一个外来的人,要在异地创办一个分公司,并在此生根发芽并不容易,与白手起家几近无异。最初,公司只拿下 200 个左右的运营车位,同时还要对其进行技术改造升级以提高效率,连续投入几百万元。由于运营车位数量少,连续几年都是亏损。

作为总经理,赵南山压力很大,却也只能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去争取主管单位信任,夜里多有应酬。由于泊车行业的特殊性,他没有周末和假期,最长有 9 个月都没有回北京。为了获取政府以及有关机构的好感,公司在南宁招聘的基层员工大多都是下岗工人,年龄普遍在 40 ~ 50 岁之间甚至更高。

赵南山要求,只要能识别发票、听得懂普通话的,都可以录取。事发前,公司养了员工 300 多人。“他做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钟一望与赵南山相识近 20 年,后者刚来南宁不久即认识了。他印象中的赵南山做人本分,做事一板一眼,“带着国企出来的影子”。赵南山十分注重把持企业开支,这方面甚至有些小气。很多朋友曾向赵南山要过停车卡,根据朋友们的意思,赵完全可给朋友高次数甚至无限制的停车卡,“但他摸了半天,就摸了一张 100 块的给我”。

泊车业多靠走量,一样的投入,量多才能赚钱。在赵南山的经营下,公司 2009 年扭亏为盈,此后每年利润小几十万元,逐渐走上正轨。2001 年到 2012年间公司与政府签订承包合同。到 2015 年底事发前,赵南山所在公司运营 3000 多个泊车位,占据市场份额约 30% 左右。

2012 年下半年,南宁调整经营主体,授权城投集团下属的路桥公司经营泊车位。路桥公司基于赵南山管理的公司对泊车项目投资的基础设施与电子系统尚未收回成本,与赵南山公司签署了为期五年的承包合同,将部分泊车位继续发包给其运营,但2015 年 11 月合同被提前解除。这份合同,后来成了赵南山三年来挥之不去的梦魇。2015 年 12 月,他因涉嫌“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刑事拘留,2016 年 1 月 5 日以该罪名被批准逮捕。一天之后,办案机关又以隐瞒真实收入、“涉嫌合同诈骗罪”刑事再次立案。当年 12 月,检方以这一罪名对其和公司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听到“合同诈骗”一词时,赵南山傻了。在他被带走前,甲方路桥公司一直未对合同执行提出异议。双方合同规定,对项目承包收益,采取保底加分成相结合的方式。具体以 2013 年为例,乙方在运行不少于 3000 个泊位的数量下,每年上交的停车收费收入不少于 900 万元,收费收入以承包企业向发包公司实际领取发票额度确定。不足部分按保底上交,大于领取票据的部分的收入按约定比例分成,分成比例由双方采取一年一议的方式议定。事发前三年,双方约定 2013 年 900 万元固定额度加约定分成,2014 年上调(未约定分成)以及 2015 年实施了大幅度下调。而对于承包合同没有约定而实际发生的现金停车收入,赵南山交代财务将其安排在公司正规账下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临时挂账处理。正是三年中这一挂账的 1200 多万元资金,成为了公安机关在以“国有企业人员渎职罪”对他不能移送背景下,以所谓“合同诈骗”继续关押以及后来被起诉、一审判决有罪的理由。

狱中的人形形色色,但赵南山很少主动交谈,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是清白的。但他一被投入看守所,就是八个月的与外界隔绝,而这个时长,还是八个月后公司律师第一次见到他时告诉他才知道的。狱中,一天天的渴望令他的时间意识变得淡漠。审讯期间,他曾血压升到 200,医生说可能有生命危险,随后,他曾获得批准搬到监狱医院关押。

周而复始的铁窗生活慢慢消磨着他的意志。而在八次提审后,他开始按照办案人员的引导,不仅承认漏报了真实收入是诈骗行为,同时表示“愿意将隐瞒收入导致的少分给路桥公司的分成款退赔给路桥公司”,更相信自己的公司因此偷缴税金,积极表示愿意补交这部分税款。办案机关引入的审计报告结论,赵南山及其公司在履行合同间,将票据以外的现金收入记载于公司“其他应付款”科目隐瞒不报,有偷税漏税之嫌,同时造成发包国企少分资

700 多万元。

但事实上,在尚未按照承包合同“一年一议”约定分成标准的情况下,司法审计机构如何计算出所谓少交了分成款几百万元以及背离专业鉴定出偷税漏税,不知道这间审计机构的这一结论是如何做出的。被审得迷迷糊糊的赵南山对此已无心质疑。

2016 年底,检方以赵南山及其企业“涉嫌合同诈骗罪”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庭审中,赵南山仍努力抗辩自己无罪。“我为什么要去犯罪?公司不是我的,是股东的。我只是一个高级打工仔,我图什么?”赵南山不是总公司股东,每年拿定薪。他说,骗子一般都有动机,从这角度看,但他完全没有,即使骗钱入户也是股东的。

他的辩护没有被采纳。赵南山说,这个结果对他来说是“五雷轰顶”。在看守所,他从铁窗口仰视着勉强能看到的小片儿蓝天,那是他与外界能够目测最近的窗口。一审前,他常常望着这个小得可怜的窗口,渴望着司法公正的宣判。而随着一审的判决,勉强能够看到的这片小小蓝天如今也开始变得是那么的黯然。

罪与非罪

为准备二审,赵南山在朋友和家人的帮助下,找到了张树国请他做自己的二审辩护律师。张树国说,自己第一次去看守所见赵南山时,他状态非常差,感觉接近崩溃的边缘。

张树国也是北京人,与赵南山同乡,移居南宁多年。作为一名资深律师,他是广西两届政协委员,做了大量社会工作 ;他是广西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九名委员之一 ;他从 2004 年组建中国-东盟博览会机构时起,义务担任博览会常年法律顾问,保障了博览会 17 年没有诉讼。繁忙的工作使得张树国身体不好,已很少接案子。但赵南山妻子和女儿多次赴南宁登门拜访。赵妻身材瘦小,经一系列打击后,身体状况更每况愈下。女儿正值硕士毕业前夕,面临就业和答辩压力,心力交瘁。

妻女二人每次过来,都是怀揣希望而来,满含泪水和失望离去。赵南山 80 多岁的父母亲自做了一小罐老北京炸酱面的拌酱和几小块自己卤的牛肉,托赵南山的妻女带给张树国 ,这让张树国非常感动,“80 多岁两位老人的渴望,多少钱都买不来”。几番

推辞后,张树国最终决定接下这个案子。他与赵南山此前仅限于认识,不熟,且象并不好。最初,赵南山还曾因“涉嫌行贿”被立案侦查。张树国听说后,曾与检方人员开玩笑,说:“绝对不可能。如果全国有小气排行榜,赵南山绝对能排进前五。”

二人第一次见面,是与一位共同的中间朋友打高尔夫球。张树国当时任广西政协常委,朋友就向赵南山介绍 “这是自治区的领导。”赵南山寒暄幸会。待到三人结账时,赵南山去买单,问张树国“给您的一起买了吧” 张树国说不用,他自己来买就好。“那行,您就自己买吧!”赵南山答复,此后就把自己和中间人的打球费用买了,留下张树国自己买单。 

“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去行贿?”回忆起这则往事,张树国半开玩笑地说。结果,对其所谓“行贿”经查不实,检察机关依法做了不起诉处理。

 接受委托后,张树国和他的助理梁慕霞律师很快地进入工作。“司法实践中,二审刑事案件不是哪件案子都开庭,而不开庭书面审理的案件几乎没有改判的可能。”张树国说。二审的期限很难把握,很多的案子结案很快,因此,他必须分秒必争。30 年的办案经验告诉他,任何错案必然有其错的理由,找到它就找到了打开二审改判的钥匙。

赵南山案件的一审案卷材料多达数册,拿到案卷后,张树国用他多年从事律师执业总结的特有方式,指导着助理梁慕霞律师对全部材料进行着横向、竖向、交叉比对的科学分析,随着阅卷工作的深入,渐渐的,一审错判的原因浮出水面。

首先是程序违法。案卷材料显示 2015 年 10 月8日,公安机关最初以“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立案,该罪名是特定主体,以这个罪名对作为民营企业家的赵南山实施抓捕和拘留显然是错误的。同一个案件,同一个事实,2016 年 1 月 6 日,公安机关又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再次立案,隔日向检察院提请逮捕赵南山,一周后获批。但在此前一个月,赵南山已被刑拘并送至看守所关押。张树国认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这一做法是赤裸裸的先拘后立,滥用警方权力,检察机关草率行使批捕权,程序严重违法”。而为什么会在当前的法治环境下,竟对刑事程序如此淡漠与草率呢?个中必有原因。

其次是错误判断法律关系。针对本案争议的双方承包合同中“使用票据面值总额”计算总收入的做法,不仅是作为合同承包方可以选择的依据,同时得到了发包方实际履行与书面认可,在其履行合同上均不存在任何瑕疵,不存在任何问题。而对于合同履行过程中,承包方向发包方领取票据以外实第一印际发生的现金收益部分。张树国认为,根据民商法原则,承包类经营合同中,未纳入合同约定上缴或分成范围的收益属承包方收益。对此,即使退一步而言,最多也不过是属于合同约定不明。

张树国认为,案子最大问题,是对专业问题产生了错误认识。案卷材料显示 :对合同以外的现金收益,被告单位将其挂于公司正规财务账目的“其他应付款科目”项下挂账暂存。对于这一账目处理方式,根据企业会计记账规则,“其他应付款科目”资金不属企业收益类,而是经营过程中出现的产权待定、临时挂账的资金,属于负债类。根据这一记账规则和资产属性,它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承包企业对此项挂账资金,当年和未分配前,根据相关规定不做收益报税。

在此状态下,作为承包方的赵南山及其公司,将这部分收益挂账留作合同到期或提前终止时,双方再协商解决的做法不仅不是犯罪,而是作为合同承包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高度负责的表现。

赵南山在被侦查期间,接受公安机关讯问中曾说过“对这些现金收入长期挂账没有报税,违反了税务规定,我愿意补缴税款并接受处罚”。而在张树国看来,“没有报税恰恰证明了这部分资金承办单位没有据为己有”。

狱中第一次会面时,张树国讲了对本案的认识和初步分析。面对一审 11 年的监狱劳改生活,绝望中的赵南山一听,像触了电似的瞬间来了精神。“完全是一种颠覆性的认识,天亮了的感觉。”赵南山说,在张律师分析案情前,他已陷入绝望。

与张树国律师的几次会见,他愈发坚信自己无罪。然而,从糊里糊涂地被公安拘留关押到被检察院批捕、起诉,再从一审的抗辩到一审判决的结果,又有哪个阶段他不是坚信着自己无罪而最终被判了 11年呢?坚信、渴望、希望、破灭……面对一审的判决结果令他对二审既坚信又担忧。因此,他一直没有放弃再次面临蒙冤错判的最坏准备,甚至他专门写信给他的家人,安排着二审再次被判入狱如何申诉的准备。他开始抓住一切机会寻找发声渠道,在狱中翻阅法律书籍,对应自己的案情做分析、记笔记。

随着开庭日期临近,妻子和女儿往返于北京与南宁的次数就愈发频繁,依然是每次走时都掉着眼泪。张树国每每看着,内心的感觉总是很不是滋味。但作为资深律师,即便对案情再明了清晰,即便自己的辩护意见再成熟,他也不敢对这一对母女做出任何乐观的承诺。年轻时,他曾经给当事人做出过承诺,但最后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2018 年 10 月 10 日,赵南山的案子二审在广西高级法院开庭。担任这个案件审判长的是刑一庭庭长陆鸿鸣,主审法官是黎少峰,两位都是从事审判工作 20 年以上具有丰富审判经验的法官。

案件开庭后等待判决的期间,是包括辩护人、被告人以及被告人家属在内所有关注此案的人最难熬的时间。案多人少是我国法院面临的普遍问题,年底是法院的结案高峰,而 2018 年年底这个案件没有通知宣判开庭。这或多或少令人对此案二审的处理结果感到了丝丝担忧。

2019 年 1 月 5 日张树国接到了广西高院对此案开庭宣判的书面通知。也许他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所担忧,也许是职业习惯驱使他,认为有必要与被关押在看守所的赵南山打打“预防针”。1 月 6 日,张树国到看守所会见了赵南山。这次会见或多或少略显尴尬,看守所内赵南山渴望知道判决结果的表情难以形容,而律师什么都无法给他。隔着铁栏杆他告诉赵南山“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都应当坦然面对”,“即便是维持原判,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你还可以到监狱继续申诉,我会陪你走到底”。

1 月 7 日,二审宣判开庭。张树国的辩护意见最终被广西高院完全采纳。二审判决书上,广西高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赵南山及其公司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单位和被告人赵南山均无罪。

清白的背后

针对赵南山案件,张树国说,他之所以最终同意接这个案子,对弱者的同情之外还有其他重要原因 :案子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及典型性。他说,该案的纠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过往全国纠正的刑事错案中,90% 以上都是源于刑讯逼供,而该案则是在新时期,包括公检法机关依托传统的价值取向,面对企业财务记账专业问题的认识不足甚至忽视导致的。“这也提醒了我们,社会在进步,对新事物、对专业问题不可以草率行事。案件提示我们的公检法机关,面对企业存亡,面对人身自由乃至于生命,在不同历史时期处理不同的刑事案件,尤其是涉及企业以及企业负责人涉嫌的刑事案件,不能草率立案,不能草率抓人关人,不能草率查封冻结企业资产,更不能用简单的传统专政思维与价值取向疑罪从有,必须严格依法采信证据、分析证据,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审慎对待每个涉及民营企业的刑事案件。”

在张树国看来,赵南山被二审广西高院改判无罪,与国家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保护,从上到下致力于为民营经济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的政治氛围具有直接关系。“他也赶上了好时候。”张树国说。

2018 年 11 月的民营企业座谈会,提出要以发展眼光看待一些民营企业的一些历史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此后,最高人民法院表态,将加大甄别纠正涉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冤错案件工作力度,将保护产权和民营企业家权益的政策落到实处。

赵南山说,2002 年起步后的 10 年,公司停车费几乎都没涨过价,一直在 3 元 / 小时的价格左右。而 2012 年路桥公司接手后,价格先是上调到 6 元 /小时,后增加至 10 元 / 小时直到事发前。路桥公司规定,承包定价不得低于该价,否则可能会取消承包资格。赵南山曾在听证会建议,解决拥堵需综合手段,这个价格定高了,但未被采纳。之后,常有市民抱怨停车贵。

三年的冤狱伤害的不仅仅是赵南山的身心和自由,还有赵南山主持的民营公司扯不断的麻烦。公司基于五年的承包合同而投入的咪表设施、电子收费网络等等投入,因被提前终止合同成本无从收回;在赵南山被非法关押后,公司支撑了一段时间后无力为继,选择退出。而作为民营企业,退出并不意味着可以一走了事,需要企业承担的员工遣散、交接过渡、基础补偿至今没有理清。涉及的税务问题、公司注销等一系列问题捆绑着企业。因为此,数起

民事诉讼仍然缠绕在赵南山负责的公司头上。

已临近退休年龄的赵南山说,对未来暂时没有太多打算,先养好身体。获释以来,他几乎一直待在北京家里慢慢静养,这也成了这些年他与家人在一起最长的时间。从他南下发展到 2015 年被错误羁押,恰好是女儿从初中到研究生毕业的最关键的阶段。错过了女儿的成长,让他觉得内疚并后悔。

狱中三年,他悲观时最羡慕普通人,平凡简单,“特别特别羡慕”。他甚至只想当一个普通职员,每天按时上下班,买菜做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聊天。入狱出狱,让他体会到了这些平凡而琐屑细节,原来是生活最大的幸福。所幸的是,他还有机会去经历和弥补。

 (文中赵南山、钟一望为化名)

上一篇:没有了!